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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规范办理减刑、假释的几个问题

——基于财产刑执行的视角

  发布时间:2013-11-04 17:09:55


  

  

    摘要: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有利于激励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准确理解和把握《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基本精神,更加规范办理涉财产刑减刑、假释案件,新疆高级法院伊犁州分院审判监督庭结合办理涉财产刑的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实际,通过对此类案件执行情况的调查分析,为规范财产刑执行提出有意义的建议,以期推动将财产刑的执行作为罪犯减刑假释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财产刑执行 认罪悔罪 执行联动机制

    为依法正确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2日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2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可视为有认罪悔罪的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因有利于激励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而备受各方关注。”[1]这种将具有履行能力的罪犯是否积极履行财产作为其认罪服法的一个具体表现来考虑,以此来激励罪犯缴纳罚金和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笔者更盼望进一步出台司法解释,将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行为规定为“应当视为有‘认罪悔罪’的表现”。

    一、在减刑、假释中考虑原判财产刑执行情况的依据

    罚金、没收财产是《刑法》明文规定的附加刑刑种,附带民事赔偿是生效判决确定被告人依法应当承担的给付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没收财产一般在诉讼过程中即已执行完毕,但罚金刑的执行实现需要生效判决确定为基础。司法机关在刑罚执行中对原判财产刑不予考虑或执行不到位,导致罪犯对原判财产刑及附带民事赔偿的漠视。有些罪犯即使有执行能力亦不履行,致原生效判决的确定性内容无法实现,使国家对应予追缴的款项无法追缴,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从而严重影响了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例如云南省玉溪市中级法院院长马幼宁说:“财产刑的执行作为罪犯减刑、假释的条件,体现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完整性,打消了罪犯财产刑执行不执行都一样可以减刑、假释的错误认识。对防止罪犯在经济上‘占便宜’发挥了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的双重作用,更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管理。”[2]由此看来,有必要在刑罚执行环节强化财产刑(包括刑事生效判决确定的民事赔偿)作为法定的给付义务的性质,这是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首先,考虑财产刑执行情况是执行生效刑事裁判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效裁判确定的主刑需要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实现,同样,对于财产刑,亦需要罪犯依法执行。可以说只执行主刑而不执行财产刑,就是未全面执行原生效裁判,没有充分履行法定义务。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中对原判刑罚的变更措施,在适用中应当包括原判财产刑的执行情况。这不仅能督促罪犯执行财产刑,还能同漠视财产刑正确执行、忽视和破坏裁判权威的各种错误行为作斗争,可使减刑、假释成为保障刑事裁判执行力的一个有力措施。

    其次,考虑财产刑的执行情况,符合经济刑的立法目的。我国现行《刑法》分则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的条文达150多个,且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之中。这体现了立法者要运用财产刑处罚贪财图利或有关涉财性犯罪的初衷,通过对他们适用财产刑,剥夺其犯罪所得和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使其深感得不偿失,从而起到特殊预防之功效。然而,实践中对财产刑的执行不力给了服刑人员以可乘之机,使其在经济上占到便宜,没有受到应受的惩罚,这就背离了经济刑罚的立法目的。将服刑人员财产刑执行情况与减刑假释挂钩,加强对财产刑执行情况的审查处理,可发挥财产刑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威慑功能,促使罪犯自觉履行财产刑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经济刑罚立法目的的实现。

    再次,考虑“确有悔改”是衡量减刑、假释法律标准的重要措施。在本《规定》中关于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减刑、假释案件中最核心的要件。而“确有悔改表现”所要求同时具备的四个方面条件中,认罪服法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认罪服法要求罪犯真诚悔罪,接受并服从法律对其的制裁。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在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认罪是一种思想状态,要求罪犯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服法是一种行动状态,要求罪犯必须服从法律制裁,从行动上积极主动地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这其中并不只是执行自由刑,同样也包括财产刑的执行。”[3]只有确实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完全统一,真诚悔罪并接受自由刑、执行财产刑,才可能认定该罪犯具备认罪服法的条件,进而认定其符合减刑或假释的条件。

    二、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罪犯财产刑执行的情况

    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难一直以来是法院生效裁判执行难的重要表现之一,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方面,主要是多数罪犯不具备履行能力,其应缴纳的罚金和履行没收财产刑无从兑现。[4]主观方面,绝大部分具备履行能力的罪犯认为自己已被判刑,投入了劳动改造,是否尽赔偿义务已对自己的减刑、假释没有任何影响,再去履行已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不愿赔偿损失、缴纳罚金或履行没收财产刑,其亲属亦不愿履行。这两种情形造成不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案件难以执行,使法律权威受到影响。

    从本庭办理的减刑、假释案件的情形来看,罪犯若不在判决前预付罚金或被查扣财产,判决生效后财产刑几乎成为空判。罪犯既不会主动履行,原审法院对财产刑的强制执行也极为乏力。“在减刑假释案件工作中,刑罚执行机关以及法院对服刑人员主刑改造表现比较注重,而忽视对财产刑履行情况的考察,这使得部分服刑人员在没有履行财产刑的情况下仍被减刑或者假释,严重弱化了财产刑的效果,使国家法律对财产刑的制度形同虚设,在客观上损害了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使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无法实现。”[5]

    随着近年来减刑、假释案件数量不断递增,本庭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通常采用书面与听证两种审理方式相结合的方法。裁量上基本尊重刑罚执行机关基于一线监管而对罪犯改造表现的认定,而对于罪犯履行财产刑的情况未予审查,对于执行机关所呈报的减刑幅度一般未予扣减。今年第二季度新源监狱呈报的第二批238件中的87件汉文减刑、假释案件,涉及财产刑的就有57件,占65.52%,涉及案款共计620000元,平均每件减刑假释案件涉及的罚金数额为7000元。结合本庭往年受理减刑假释案件数量(每年1000件左右),不难看出减刑假释案件涉及的罚金数额每年高达数百万元。但由于财产刑的执行在司法实践中执行主体不明、执行尺度不一、执行力量分散、执行程序混乱的现状,致使关于财产刑的生效判决难以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最终成为民间俗称的法律“白条”。[6]

    三、对于办理涉财产刑减刑、假释案件的意见

    基于上述背景,应将罪犯财产刑执行情况纳入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范围,将罪犯财产刑履行情况作为认定罪犯是否认罪服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对罪犯的减刑、假释的考察上,以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为基础,结合罪犯的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罪犯执行主刑和附加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情况综合考虑。笔者建议具体考察方式应涉及:

    1.原犯罪涉案金额及赃款追缴情况。在办理有财产刑罪犯减刑、假释的案件中,要通过审查原审裁判文书,查清罪犯在原犯罪中是否获利,获利多少,赃款是否追缴。

    2.相关单位对罪犯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一般而言,对于罪犯原居住(户籍)地村(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县乡(镇)民政部门、派出所以及罪犯原工作单位等出具的证明,在审查中应充分考虑。但在实践中,多次发现某些罪犯家属为逃避财产刑的执行,托关系找“后门儿”,让这些单位出具虚假证明的情况。因此,为保证材料的真实性,今后要让这些单位对其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负责,引导其做好基础性工作,对于经查实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部门,应建立起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罪犯,可以推定其具备执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3.罪犯对赃款赃物去向的说明。对于尚未被追缴、返还或没收的赃款赃物的去向,必须要求罪犯予以说明。但在实践中,如果有罪犯刻意隐瞒或虚构了赃款赃物的去向,企图在经济上占到便宜,逃避处罚,可以推定其具备执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4.侦查阶段对罪犯个人财产的掌握情况。涉财产刑犯罪的案件,侦查机关一般会对罪犯个人经济情况、家庭财产、赃款赃物下落进行说明。这些可以作为法院审查认定罪犯是否具备执行能力的一个重要依据。但目前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对这一方面的工作不够重视,有些案件甚至在呈报的罪犯档案或减刑、假释材料中也未附相关材料。因此,在今后工作中,侦查机关应当在侦查阶段将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的调查纳入侦查范围。

    5.狱内存款情况证明。罪犯在其财产刑未执行完毕前,对国家或其他受害人都负有缴纳或支付财产的义务,其个人财产在满足其正常生存需要外,都必须用于执行财产刑的判决。如果罪犯在狱内消费水平明显超出了其他同监犯人的平均消费水平,则说明了该罪犯具备一定的财产刑执行能力。实践中,各监狱出现了有财产刑的罪犯使用其他无财产刑罪犯的帐户或卡号,以隐匿其狱内存款的情况。对此,应通过建立狱内防范机制加以预防,对于查明以他人名义隐匿存款的,应该推定其具备财产刑履行能力。

    6.狱内消费支出情况证明。目前,各监狱要求罪犯在服刑期间生活消费都要划卡支付,禁止犯人用现金消费。如果禁止了前一点所述的使用其他犯人帐号或卡号的行为,那么,狱内消费支出反映的罪犯消费能力就比较客观。司法实践中,可以将其作为认定罪犯执行能力的重要依据。

    7.同监犯人的证实情况。罪犯同监区的犯人间相互熟悉,因此,其证实情况也可以作为审查罪犯是否具备财产刑执行能力的重要线索。为此,要由监狱通过设立举报箱等方式,拓展接受犯人举报、监督的渠道,收集同监犯人的反映意见。

    8.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罪犯财产线索的证明。对于负有民事赔偿义务的被告人,在提请减刑、假释时,还应当注意动员原审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罪犯个人及家庭财产情况的线索。对于线索确实、可信的,应当予以查实,作为认定罪犯执行能力的依据。

    9.原审法院出具的相关说明。要求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将罪犯财产刑执行情况、执行能力、未履行原因等内容填报在结案登记表中。这些内容,可作为受理减刑、假释案件法院审查执行能力的重要内容。

    另外,罪犯入监时即向其发送敦促履行附加财产刑(包含附带民事赔偿)通知书,并明确告知其履行财产刑的情况将在对其减刑、假释案件中作为认定其是否认罪服法重要依据。

    减刑、假释案件应注重宽严相济,个案处理,实行裁前公示原则。由于罪犯个体差别很大,未能履行刑事判决财产内容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罪犯将贪污、诈骗、走私等大额经济犯罪非法获利隐藏而不愿退缴,或者将家庭成员在其服刑期间的接济款项用于个人消费而不愿缴纳罚金,所谓“有能力而拒不履行财产判决”;有的罪犯虽然在案发前将赃款挥霍一空,但服刑期间动员家属帮助退赃、赔偿、缴纳罚金,有的服刑期间没有亲友资助就用自己的工酬积累用来缴纳全部或部分刑事判决财产内容;而有的因穷困潦倒而实施盗窃抢劫,服刑期间确无能力履行刑事判决财产内容,家属对其不管,其也无力筹款,确无履行能力。[7]如果简单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在减刑假释案件中予以同等裁量,对于积极履行的人起不到肯定和鼓励作用;而如果对未履行的罪犯一味不予减刑、假释,那些确无能力履行的罪犯则可能因其改造表现得不到肯定而产生抗拒改造心理。为了在督促履行刑事判决财产内容的同时又体现人性化,对不同情况罪犯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对判处附加财产刑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确有困难不能履行的,不应一概认为无悔罪表现;服刑人员因家庭经济状况无法一次性履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财产刑的,可先履行50%,确无履行能力的,经查证属实,可综合服刑人员的悔改表现和履行情况予以减刑,减刑幅度比正常幅度少减1-5个月。这样既充分提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对积极履行刑事判决财内容的罪犯起到肯定和鼓励作用,对不积极履行刑事判决财产内容的罪犯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同时,对减刑案件实行裁前公示制,不仅保障了在押犯人的监督、投诉权利,有利于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和管理,而且还在一定程序上遏制了个别审判人员和监管人员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

    四、关于政策的把握与适用

    最高法院就财产刑罪犯的减刑、假释问题提出了三点政策,其一是对于财产刑执行情况好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可以适度从宽;其二是对于明显有执行能力而没有履行的,应当从严;其三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有执行能力拒不执行的,不予减刑、假释。[8]可以看出,这里的从宽、从严和不予减刑、假释,关键都在于对财产刑执行情况和执行能力的考察和认定。尤其是后两种情况,认定的结果直接导致降低减刑幅度或不予减刑、假释,对服刑人员的影响很大。

    五、关于考察部门和操作程序问题

    执行能力考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明确了为何做、做什么之后,还要解决谁来做、怎么做的问题,也就是具体考察工作谁来承担,监狱与法院如何分工、配合。

    就目前情况而言,罪犯的执行能力由监狱负责考察,法院负责审查认定比较合适。主要原因有四:其一,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是考察罪犯刑罚执行情况的具体部门,也是减刑、假释的提请机关,由其负责考察,符合其在罪犯执行刑罚中所担负的职责;其二,由监狱负责考察并出具考察意见,由法院来审查认定,也符合减刑、假释案件的运行规律和特点;其三,从考察的具体事项看,监狱负责考察更为便利,法院负责考察则有些工作很难开展;其四,就监狱内监管考核的警力配备数量与法院具体承办业务的审判庭法官配备数量比较而言,相差悬殊,法院在现阶段不具备承担对大量服刑犯人执行能力进行考察这一工作的可能性。

    执行能力考察工作任务繁重,涉及的部门多,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监狱一个部门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多个部门联动、配合,才能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性、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在相关联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以前,解决从判决生效到罪犯入监再到执行钱款收取这一流程中具体工作的操作问题尤为重要。[9]

    结合刑罚执行过程和监管改造工作实际,当前,监狱和法院在执行财产刑方面,应做好三项具体工作:一是判决生效后,投监改造前原审法院应完成的工作。原审法院在判决生效后,罪犯投监改造以前,应当向羁押罪犯的公安机关出具包含罪犯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结案登记表》,对罪犯执行财产刑情况作出登记说明。对于财产刑未执行或未全部执行的,应当对未执行完毕的原因作出说明。公安机关在交付执行时,将包含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结案登记表》一并送交监狱。这样能使监狱在罪犯一入监时即掌握其原判财产刑执行的大体情况以及未执行的原因,为下步工作做好铺垫;二是罪犯入监改造以后监狱应开展的工作。罪犯入监改造后,监狱应当对未执行完毕财产刑的罪犯单独建档管理,定期考察罪犯的经济状况,结合其狱内消费情况和其他应予考察的内容,在提请减刑、假释时,提出对罪犯财产刑执行能力的考察意见,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由受案法院审查、认定[10];三是执行钱款的收取。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财产刑应由原审法院负责执行,但考虑罪犯投监改造后,绝大多数属异地服刑的实际,应该允许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法院负责执行。即为罪犯执行财产刑提供两条途径,一是由其亲友将钱款交到原审法院,由原审法院出具收缴证明带回附卷;二是由监狱代收,代收后转交管辖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法院应当向犯人出具收缴凭证。管辖法院代收的罚金直接上缴国库,代收的附带民事赔偿款项转交原审人民法院,由其赔偿给被害人。

    (作者简介:万平,新疆高级法院伊犁州分院审监庭;马德慧,伊犁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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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激励罪犯、维护监管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23日。

    [2] 田永德:“云南省玉溪中院将财产刑作为减刑条件”,载《法制日报》,转载于新闻中心空中网,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9月25日。

    [3] 姜兴长:“在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0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 贺要生:“建立减刑假释与执行联动机制、破解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难”,载《湖南日报》2010年11月22日。

    [5] 储慧文:“浅议财产刑的执行——如何缓解财产刑‘空判’现象”,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

    [6] 储慧文:“浅议财产刑的执行——如何缓解财产刑‘空判’现象”,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

    [7] 王春福:“我国财产刑执行的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转引自储慧文:“浅议财产刑的执行——如何缓解财产刑‘空判’现象”,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

    [8] 人民法院出版社法规编辑中心编:《最新刑事诉讼办案指南(附新旧法条对照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602页。

    [9] 贺要生:“建立减刑假释与执行联动机制、破解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难”,载《湖南日报》2010年11月22日。

    [10] 张新民:“减刑和假释的提请及裁定之微探”,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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